&esp;&esp;事實上，《大漢律》經過隆治年間的幾次大修，在立法、司法層面，已遵循慎殺、少殺的原則，對于死刑的絞斬二等，從嚴適用。

&esp;&esp;比如先前賈珍勾結賊寇，也是流放于南，并未論死。

&esp;&esp;而薛蟠之案，因牽涉一位拐子死刑，金陵府肯定要將卷宗遞送大理寺。

&esp;&esp;賈政聞言，頓首拜道：“臣謝圣上隆恩。”

&esp;&esp;徒三年，杖五十，罰為苦役……對年僅十五歲的薛蟠而言，未成年人無死刑，如果從后世的故意傷害致死，起刑點是七年，杖五十算是折抵了部分刑責。

&esp;&esp;只是杖刑五十，一個不好是能打死人的，但天子口諭徒三年，其實又留了生機。

&esp;&esp;總而言之，天子的判罰，基本兼顧了情、理、法。

&esp;&esp;崇平帝擺了擺手，道：“此事，就先這樣罷。”

&esp;&esp;說完看向賈珩，目光溫和幾分，道：“子鈺是個識大體的。”

&esp;&esp;這話自是一語雙關，既為先前拒親楚王之事，又是因著今日薛蟠之事。

&esp;&esp;賈珩拱手說道：“臣不敢當圣上夸贊，臣以為此案也多現其弊。”

&esp;&esp;崇平帝聞言，面色頓了頓，道：“子鈺可細言。”

&esp;&esp;賈珩道：“圣上，人伢、拐子，拐賣婦幼，不知使多少百姓之家承受骨肉分離之痛，臣以為當嚴懲拐賣婦幼的拐子、人伢，并不允官府為收買拐賣者，置備奴籍。”

&esp;&esp;這就是在官府層面限制奴籍的備案，這樣買來的人就還是良民，逃奴就不會受官府捕捉。

&esp;&esp;“此議倒可行，不為非自愿為奴者備案奴籍。”崇平帝點了點頭，贊同說著，轉而問道：“子鈺是有意廢除奴籍？”

&esp;&esp;賈珩道：“臣并無此念，只是奴籍之存廢，據臣所知，論爭非止一日，自開國時，尚書令趙公，曾諫言太祖廢奴籍，太祖欣然納之，并誥發《廢奴令》，但太宗之時，又準奴契備案于官府……臣想來，開國之初，地多人少，士紳豢養奴仆，侵蝕朝廷稅賦之基，俟太宗之時，天下安定多年，可耕之田愈少，富紳商賈豢養奴仆奉己享樂，有買有賣，與其任其私相買賣，多滋禍端，不若官府予以承認，遂成今日之亂象。”這其實牽涉到一個沉重的問題——奴籍的存廢。

&esp;&esp;陳漢如今是有奴籍的，官方不禁奴籍存在，奴契甚至可在官府備案，這是太宗之時定下的典制，算是部分程度上具文了《廢奴令》的規定。

&esp;&esp;真正將“歷史文件不具有現實意義”，這句話應用的淋漓盡致。

&esp;&esp;甚至，到了隆治晚年，部分地區對開設人伢行，也就是中介，發放執照，征收重稅。

&esp;&esp;但陳漢律法，偏偏又重典打擊拐賣婦幼。

&esp;&esp;意思是，自己去人伢行自賣可以，但不能拐賣。

&esp;&esp;官府對人伢行的態度，也是頗為曖昧，充滿了人治意味，一會兒說你是合法的，突然又不合法了。

&esp;&esp;有的官員，默許人伢行存在，對其征以重稅；有的官員深惡痛絕，堅決取締。

&esp;&esp;崇平帝聽著賈珩之言，目露欣賞，道：“子鈺所言不錯，說來，這是朕在刑部，才漸漸想通的緣由。”

&esp;&esp;開國之初，人少地多，朝廷需要擴大自耕農的數量，自然要廢除奴籍，但等到開國日久，情勢又大為不同。

&esp;&esp;賈珩拱手連道不敢。

&esp;&esp;崇平帝目中現出回憶之色，沉聲道：“朕為雍王時，也曾動議廢除奴籍，并對拐賣、收買婦幼等罪，設專章律條嚴刑以懲，但很快發現……”

&esp;&esp;言及此處，崇平帝嘆了一口氣，語氣也漸漸有了幾分沉重道：“每逢天災，多少百姓賣兒鬻女，若不讓其賣于大戶人家棲身乞活，就只能易子而食，釀成人倫慘劇，故朕之后漸罷此念。”

&esp;&esp;不說遠的，寧榮二府就有世仆奴契，若是被寧榮二府攆走，流落于外，同樣生計艱難。

&esp;&esp;賈珩拱手道：“臣知此事，實在太難，也并未妄起此念。”

&esp;&esp;廢奴籍，幾乎不可能，因為最大購買群體恰恰是官僚、地主、士紳，而皇帝就是最大的地主。

&esp;&esp;崇平帝道：“倉稟實而知禮節，衣食足而知榮辱，向使國強民富，河清海晏，再廢奴籍，也可順理成章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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